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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登:忠诚和信仰难以磨灭

2016-10-25 10:0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68| 评论: 0|原作者: 陈培元|来自: 银潮杂志

摘要: 1935年10月21日晨。一支红军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拉成长长的队伍,缓缓前行。天空,6架敌机发出刺耳的轰鸣声呼啸而来。在飞机的掩护下,一路尾随的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的骑兵和原东北军白凤翔部的骑兵约2000人紧 ...
                                                                      
      1935年10月21日晨。一支红军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拉成长长的队伍,缓缓前行。天空,6架敌机发出刺耳的轰鸣声呼啸而来。在飞机的掩护下,一路尾随的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的骑兵和原东北军白凤翔部的骑兵约2000人紧追不舍。
      敌军哪里知道,这是红军的诱敌之计。红军在吴起镇头道川两边的山岭上和沟道里布下了伏兵,专候敌人骑兵的到来。
      果然,先是马鸿宾的第35师骑兵团耀武扬威地赶过来,他们根本没料到红军设伏。当其进入红军的埋伏圈后,彭德怀立刻下达了攻击命令。顷刻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打得敌军晕头转向,落马溃逃。随后东北军白凤翔的骑兵先遣团也被红军迅即打乱,掉头逃命。红军乘胜追击,利用土岗深沟,将敌另外三个骑兵团分割包围,逐一歼灭。
      这场被称之为“切尾巴”的战斗,史称“吴起镇战役”。此役,红军切断了长征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结束了长征中的最后一仗,为中央红军长征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会师、会师、会师,当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在吴起镇会师后,红军战士们奔跑着、舞动着、拥抱着,他们的脸上既洋溢着“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昂扬和豪迈,又有“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浪漫和欢欣。
  在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有位102岁的老红军,他不仅参加了这次“切尾巴”的战斗,而且在会师中扬起了红旗。
  他叫王承登。
  本刊采访组联合江西《老友》杂志社采访组对其采访时,恰巧赣州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李建军也来到了病房,将一本“优秀党员”的荣誉证书交到王承登手上,王承登露出欣喜的笑容。

“富田事变”的悲鸣,五次反“围剿”的惨烈,
对党的信仰从无更改
      “你到我左边来,我右耳听不清楚。”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承登指着耳朵说。
      80年前,在瓦窑堡战役中,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射进、右耳射出,贯穿头部,他的右耳永远丧失了听力。
      无数次置身枪林弹雨,无数次直面生死考验,王承登从一名小小的通信员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重机枪手。多次负伤所带来的伤痛至今仍折磨着王承登,但回忆起往事时,他总是保持着乐观与豁达。同样难以磨灭的,是那艰难岁月里的坚贞、忠诚和信仰。
       1914年出生的王承登祖籍江西兴国县城岗乡。父辈逃荒到吉安县富田乡北坑村种田度日。王承登三岁丧父,七岁丧母,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年幼的他捡柴、放牛、打猪草、喂猪,吃的是红薯,睡的是稻草,遇到饥荒年,只能用凉水充饥。
       1930年3月的一天,一位名叫康光伟的红军回到了村里。在康光伟的动员下,16岁的王承登参加地方游击队,当年8月被编入红二十军。红二十军在吉安、乐安、宜黄、峡江号、袁州府(现在宜春市)一带打仗。
  1930年12月,“富田事变”发生。“富田事变”平息后,红二十军解散,被编入了红四军、红三军团,王承登被编入三军团三师九团,后九团编入三军团四师。说起这段经历,王承登惋惜地说:“一支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建而成的正规红军部队,为苏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二十军,从此消失了,那是我参加红军的第一支部队啊!”
        “富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得知红军苏区内部出现了问题,于是下令10万“围剿”大军在12月16日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全线攻击。1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小布河畔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以急行军的速度,向龙冈集结,在浓雾的掩护下悄然布下伏击阵地。此时,敌张辉瓒师也进入龙冈以东的小别地区,缓缓蠕动在山路间,突然与埋伏在这里的三军团第七师交上火,由此拉开了龙冈大战的序幕。与此同时,敌戴岳部将其两个团也投入了战斗。到中午,罗炳辉率红十二军突然插入敌人左侧后方,向戴岳部五十二旅发起攻击,红三军团八、九两师从敌人一侧猛攻,敌戴岳部在两边夹击之下,落败而逃。从1930年12月30日到1931年1月3日,红一方面军接连取得龙冈、东韶两次大捷,侵入苏区的其他各路敌军纷纷退却。
       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
       1931年2月,蒋介石调集兵力20个师,3个旅,约20万人,对红军实施第二次“围剿”。这次“围剿”,敌军吸取了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每到一处,立刻构筑坚固工事,然后以蜗牛爬行般的速度向前推移,惟恐因冒进深入而被红军各个击破。
       4月17日,中央局在清塘召开扩大会议制定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随后开始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王承登所在的部队为右路军,奉命抢占九寸岭、观音崖,正面强攻敌军。战斗太残酷了,王承登和战友们一手提枪,一手攀附岩石、树藤,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上攀登。山高坡陡,敌人依托山势,集中火力向山下射击,一个个战友中弹跌落,一摊摊鲜血洒在岩石、树藤之上,王承登和战友们顾不及牺牲的战友,和守敌以攻对攻,终于把敌军逼出两处险隘,压到山洼中。
        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
        这次“围剿”来得快,当时红军主力还在闽西、闽西北地区,经过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讨论,决定来一个千里大回师。红军主力从闽西、闽西北出发,向赣南方向集中待命。8月4日晚,蒙蒙细雨中,红一方面军以急行军的速度奔跑在崇山峻岭中,终于在8月6日中午摆脱了敌人的包围,抵达莲塘,随即隐蔽在莲塘附近吴公山上的密林里。
        8月7日拂晓,隐蔽在竹林里、灌木丛中的各路红军如蛟龙出海,铺天盖地冲下山岗,向敌上官云相的部队发起冲锋。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是北方部队,不习惯南方的天气,更不擅于山地作战,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
       首战莲塘歼敌一个多旅,红军士气大振。随后由闽返赣,绕道长汀、瑞金,回师兴国,再由西向东,抵达黄陂。8月25日,红一方面军3万多人出发了,他们借着月光在一条仅2里宽的狭窄地带中穿行。有时,敌人就在山上,灯火通明,人声喧哗,红军就在山腰间隐蔽行进;有时敌人哨兵手持电筒一闪一闪的光影清晰可见;有时,敌人的子弹“嗖嗖”地从红军头顶、身边飞过。一路上,红军战士彼此照应,翻山越岭,到达兴国东北部白石、枫边地区进行休整。国民党“围剿”大军筋疲力尽地跑到兴国时,连红军的影子都没见到。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王承登调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四师十二团通讯班长。

长征途中,打仗加挨饿铸造了舍生忘死的意志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踏上了突围转移的征途。长征途中,王承登任三军团三师四团十二营机枪排班长。他回忆说:“一个班有一挺重机枪,扛机枪就得5个人:枪架子30多斤,两个人扛;枪身也有30多斤,两个人扛;枪杆子18斤,我自己扛,加上手榴弹、子弹、挖工事的铁锹,以及行军包,总共50多斤。” 
      长征中遇到了四大江: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每一次过江都是生死血战,而每一场战斗都让王承登与死神擦肩而过。
      1934年10月21日,夜幕降临。王承登随三军团从江西于都城出发,那天晚上天很黑,还下着小雨,部队向广东南雄进发。在龙布、新田直至古陂、韩坊一线,红军和粤军交上了“火”,尽管枪声撕裂着寂静的夜空,可是却无一人伤亡,原来双方都是朝天放枪。就这样,8万多红军轻松地突破了江西省信丰县固陂圩的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1934年12月中旬……
  在通往贵州遵义的大道上,下着瓢泼大雨,道路泥泞不堪,加上王承登个子矮,几次摔倒了又爬起来,战友们都笑着说他是“泥猴”。
       1935年元旦前夕,中央红军云集乌江南岸,准备强渡乌江。新年第一天,中央红军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分3路突破乌江天险。王承登和战友们冒着密集的炮火,每人扛一根杆子,到乌江边架浮桥。
       当三军团来到了大渡河旁时,才发现船只都被敌人掳到北岸去了,只有一条留作往返交通用的小船停泊附近,并有一个班的敌人看守。这个班的敌军听到枪声,正准备解开船索逃跑,王承登和机枪班的战友立刻纵身下水,用机枪猛扫,终于夺取了这唯一的小船。

不能掉队,翻越草地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上。经化坪、水子地、甘竹山到达天全、芦山地区。此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只隔着一座夹金山。神秘莫测的夹金山,当地居民叫它“神仙山”,山上终年积雪,寒气逼人。大雪山横亘在中央红军面前。当地老百姓告诫红军:“雪山是过不得的,只见有人上去,不见有人下来,危险!”然而,英勇的红军战士,不畏山高雪寒,一路向上攀登。
       “冰雪严寒,战士们都穿着破旧的单衣,草鞋早就裹满了冰雪,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有的战士跌倒了,想挣扎着爬起来,但是肌肉麻木得像是不存在了,结果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有的战士被风刮倒了,跌进了雪谷深渊,被狂风暴雪淹没了……”说到此,王承登伤心抹泪。
       与肆虐的风雪搏斗之后,王承登和战友们终于翻越了雪山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会师,战士们都热泪盈眶。然而,一场新的危机开始了……
       1935年6月,红军内部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开始踏上了松潘西北的茫茫草地。草地条件非常恶劣,红军战士进入草地后,有的人穿着单衣,有的人穿着夹衣,有的人穿着棉衣,有的人裹着毛毯,披着羊皮、狗皮等;头上有斗笠、草帽,有油布、雨伞,也有“光头军”;脚下的鞋子,有稻草、布条打成的草鞋,有羊毛、兽皮缝制的简易鞋,也有赤脚而行的……草地上有一千多华里没有人烟,也没有房子,没有干粮就只有野菜,野菜挖完了就吃树叶,宰杀乘骑的牲口,煮皮带、皮鞋……
      有的红军战士不慎陷入泥沼,不及时抢救就看不到头顶,有的战士被饥饿和严寒夺去了生命。王承登和战友们高一脚低一脚地在草地上行走,每天要走百余里地。饿了吃干面,渴了用手捧起路边的水来喝,困了就找块突起的土包或树林,背靠着背相依而眠。这样走着走着,王承登的两只脚都生满了疮,王承登当时就只有一个想法:不能掉队,掉队必死。于是他咬着牙、忍着痛,跟着部队往前走。
        8月底,王承登和战友们终于走出了草地。
       1935年10月19日,翻过雪山走过草地的红军在哈达铺正式改编为陕甘支队并到达吴起镇,中央红军和陕北二十五军在陕北会师了。会师的那天,王承登和许多战友一样,兴奋地叫喊着,挥舞着手中的红旗。
       会师的喜悦之后,王承登被调到红军学校学习,就在这期间,王承登经历了一生中最为凶险的一次负伤。
       敌人向瓦窑堡大举进攻,当时红军主力部队去甘肃进攻马步芳了,解放区只有红军学校的1000多名学生。为了掩护全校撤退,王承登带领十几名同志阻击敌人。当时,王承登站在高坡上观察敌情,敌军的一发子弹从他的左眼下方进去,又从右耳穿出来,贯穿了他的头部。
       说到此,王承登让记者摸一摸他的左眼下方,那里松松塌塌的。王承登说:“肯定是老兵打的。” 
       当时,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王承登仆倒在地上不能动弹,看着自己的血流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王承登听到有刺刀响,还有说话声,他一个耳朵被打聋了,一个耳朵还听得到,当听到说话的口音是他们江西老表的声音后,他趴在地上用力喊道:“同志,同志……”听到声音,路过此地的红军侦察员才发现浑身是血的王承登。一名战士被派回部队报告,后来红军学校的4名学生用一块门板抬了四天四夜,才把王承登送到野战医院。在野战医院休养了半年且康复之后,王承登回到部队与战友们转战大江南北,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又多次负伤。 
责编 张永胜 yc86633270@163.com

王承登简历:
  1914年出生,1930年8月参加红军,1934年12月入党。历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四师十二团通讯班长、红三军团三师四团十二营机枪排班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排长、山东独立旅供给处指导员、鲁西类河支队三团连长、鲁南抗大学员、鲁西南三分区后方医院所长、十三团八营营长、十七军五十师营长,贵阳民航站股长、副站长,贵州省五金公司科长、贵州省商业厅汽车场副厂长、肉联加工厂党委书记、贵州省供销合作联合社监事会监事。1972年退休,1980年12月改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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