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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就是一部书

2016-8-31 09:1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090| 评论: 0|原作者: 孙祁祥|来自: 博览群书

摘要: 今年,父亲孙子明整90岁。对于一个中风后,两年来完全无法言语、无法行动、一直靠鼻饲存活的年近90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我真的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跟我们告别。所以在去年父亲还未满9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以中国 ...

       今年,父亲孙子明整90岁。对于一个中风后,两年来完全无法言语、无法行动、一直靠鼻饲存活的年近90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我真的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跟我们告别。所以在去年父亲还未满9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以中国传统男性老人整数祝寿“过虚不过实”为由,每位家人给父亲写了一段文字,配上精心挑选的照片,编辑成册,把我们的感恩和祝福念给他听,为父亲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

  苍天眷顾我们的诚意,父亲再次躲过了病痛的魔爪,我们期待着在父亲整90岁生日的时候再次集聚到他的身边,为他唱起“生日快乐”的歌曲,再次向他表示90岁生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人说父爱如山,我深以为然。同时我想说,我的父亲对我们兄妹的爱如大海,广袤无垠;如小溪,延绵不断;如春雨,沁人心脾;如夏日,浓烈炙热;如秋风,清澈凉爽;如冬雪,纯洁无瑕。

  父亲是如此的平凡:在妈妈眼中,他就是一个可以安心停泊的港湾;在我们兄妹眼中,他就是一个严厉加慈爱的长者;在孙辈眼中,他就是一个可以在其肩头撒欢儿的“老头儿”。父亲又是如此地不平凡:12岁参加革命的“红小鬼”,纵横驰骋战场、辗转大江南北,扛过枪、负过伤、立过功;和平年代,无论何时何地都兢兢业业、廉洁奉公、鞠躬尽瘁。

  在父亲90大寿这一年,我还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父亲坎坷而又不凡的人生写一写,让我们的后代更深入地了解一下他们一辈子低调的爷爷或者太爷爷是怎样的一个人;让今天的年轻人看一看,什么是老一辈革命战士的传统和精神!

    出生入死、作战英勇的父亲

  作为一名1938年12岁就参加革命的抗战老兵,父亲似乎应当有足够的资本“炫耀”于外人,然而,遗憾的是,父亲身体好的时候就很少与我们谈起其战斗经历,现在又完全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好在前些日子整理东西,偶然找到了父亲30多年前离休时写的一份粗线条的简历,根据这份东西,加上我丈夫查找到的一些相关书籍和一些老战友的回忆文章,特别是父亲的老战友朱钦孔叔叔提供的一些素材,我大致整理出了父亲的人生轨迹。

  父亲1926年11月15日出生在山西省祁县。1937年秋读高小才3个月时,因日寇入侵、学校停学,随家人逃难。1938年冬到共产党人创建的晋东南民族革命中学读书并由此参加革命。1939年春至1939年7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晋东南青年抗日救国会任战地工作团团员。1939年7月至1942年4月,先后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二总队任工作队队员、一纵队教导队干训班学员。1942年4月至1943年10月在八路军太岳陆军中学当学员。1943年10月至1945年12月在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当学员。1945年12月至1946年8月,太岳军区11旅司令部作战股参谋。1946年8月至1948年5月,先后在晋冀鲁豫军区11旅三十一团任一连副指导员、二连指导员。1948年7月至1949年7月,晋冀鲁豫军区四纵队11旅三十一团政治处干事。1949年至1952年6月,解放军14军40师118团政治处副股长、股长(云南省祥云县)。1952年10月至1954年9月,解放军第二政治学校(重庆)理论教员训练班学员、训练部教员。1954年9月至1961年11月,解放军第一政治学校(长沙)训练部研究员、一队副指导员、二队指导员、哲学教员训练部主任。1961年11月至1963年2月,广州军区八一中学副校长。1963年2月至1966年3月,湖南省湘阴县武装部副政委。1966年3月至1968年10月,从部队转业任湖南省岳阳地区专署体委副主任。1968年10月至1971年3月下放到岳阳地区“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6月至1973年6月,岳阳地区铁厂革委会领导小组副组长。1973年6月至1975年6月岳阳地区铁厂、汽车配件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75年6月至1983年10月,任岳阳地区血防办副主任、岳阳地区卫生局副局长。1983年10月,因身体原因并为照顾患高血压病多年的妈妈,向省里打报告被特批提前离休。

  父亲是一位作战英勇的军人。根据历史年代分析,父亲跟随所在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百团大战”和敌后“反扫荡”等多次战斗。父亲的老战友朱钦孔叔叔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听老首长李杰全(父亲的老战友,离休前任昆明警备区副政委)说过:‘在一次部队与日军相遇的战斗中,孙子明英勇顽强,冲锋在前,舍生忘死,不幸头部负伤,战后被记大功。’”

  另据《晋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实录》一书记载,父亲在太岳陆中当学员时,由于敌后环境的严酷性,他们住下来学习各类知识的时间不到半年,大部分学习生活是在战斗和生产中度过的。1943年秋季在粉碎日寇“铁壁合围”的一次战斗中,太岳陆中师生就牺牲了10余人。

  父亲进抗大当学员的经历,这本书中也有记载。1944年为保存和培养干部人才,党中央决定,八路军各敌后陆军中学调入陕甘宁边区编入抗大各分校。太岳陆中师生曾一夜急行军14个小时,行程140里,通过多重日寇封锁线,然后横穿晋西北,渡过黄河,经过绥德、延安,到达陇东上坪川,与先前到达的太行陆中合编为抗大七分校三大队。1945年7月三大队完成学业集体调回晋冀鲁豫前线。

  解放战争中,父亲的部队属陈赓兵团,参加过鏖战中原、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这段时期,他曾在一线战斗部队任连指挥员近两年,经历了枪林弹雨、流血牺牲。在朱叔叔的回忆录“首长恩师”那一章中,他写道:“因为几经工作调动,与启蒙恩师孙子明失去联系二三十年。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从老首长李杰全那里得知他的信息,很快与其联系上,并去看望老恩师、老首长。他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小八路,作战勇敢顽强,屡建战功,从不居功自满。”去年“十一”长假期间我去郑州看望朱叔叔时,他又对我说:“你父亲在抗日与解放战争期间,屡建战功,曾多次负伤,多次与死神打交道,在部队被誉为‘军政双全’老功臣。他是一位有战功的‘三八式’老干部,忠诚的共产党人。”

    尽职勤勉、刚正豁达的父亲

  全国解放时,年仅23岁的父亲已是营级军官。但到30多年以后父亲离休时也只是高级别(副地师级、老行政13级)低配制(县团级职务)。与和他同时期参加革命的许多老同志相比,职位、待遇等相差很多。我听不少人说过,凭爸爸的资历、能力,应当比现在的职务高。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对此一直很坦然,他要不就说,“咳,我的理论水平不行。”或者说:“想想牺牲的战友们,我能活下来就已经很满足了。”妈妈在世的时候曾给我们说过,“三反”“五反”时,爸爸曾遭诬告,当时本应提一级的,不但没提,反而降了级。后来组织上澄清了此事,但受到影响的级别也没有再恢复。在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下,父亲出身不好(地主出身)加上刚正不阿的性格,仕途“波澜不惊”也就不难理解了。但被其首长称作“作战英勇、不怕死”、很有血性的父亲却直面人生,淡泊名利地位,一直踏实忘我地工作,显示出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

  侄女小时候刚认识几个字,一天看到爷爷拿回来的报纸上写着“孙局长”,于是就问她爸爸:“孙局长是谁?”她爸爸说:“爷爷呀。”侄女不解地再问:“爷爷不是看大门的吗?”不只是侄女,从小到大,在我们兄妹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完全没有什么“官样子”的普通干部。“文革”后期被重新“使用”后,父亲在地区铁厂当党委书记时,为犒劳过年时坚守岗位的职工,他把妈妈和我接到在郊区的厂里,亲自为留厂的几十位工人做刀削面,太累了以致削掉了小拇指上的一块肉。

  父亲住进医院之前,照顾他的朱哥经常推着他在小区散步。也是当兵出身的朱哥很自豪,经常跟别人说父亲是“小八路”,所以小区里的居民都知道朱哥照顾的是一位“老革命”。为此,老爷子没少批评他,让他别“乱吹嘘”。去年“十一”回家,朱哥非常高兴地告诉我:“小妹,“9·3”阅兵之后,我问老爷子,你是不是老革命?老爷子点头了。”

  父亲不善言谈,更不愿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但却风趣幽默。有次我们问他胸部贯穿伤的经历时,他说,当时抬到野战医院后,医生要把背部被子弹打花的肉给挖下来,防止发生创伤性感染。旅首长亲自到医院询问:“这个小鬼怎么样了?”医生说:“恐怕不行了,清理伤口时,没有麻药,只能硬挖,但他却一声都没吭。”父亲说,“其实我当时疼痛无比,但有我的战士在场,我要是叫唤,那不显得我太怂了!再说我那时还没认识你妈,还没有你们,我不能死啊。”

  父亲自小从戎、南北征战,但一口山西话一点都没改,我的小伙伴们经常跟我“抱怨”:“听不懂你爸爸的话。”为此我们老笑话他语言能力差。有一次我看到他穿军装做报告的一张照片,问他这是在哪里做报告。他说那时部队刚到云南,他给地方干部讲形势。讲完后他问大家听懂了没有。回答说听懂了。父亲很严谨,又问听懂了多少?答曰20%吧。说起这段往事,父亲哈哈大笑。

  父亲在地区铁厂任领导时,一天在厂外偶遇一老乡。老乡问父亲在铁厂做什么工作,父亲反问他:“你看呢?”老乡说:“炊事员?”父亲说:“你好眼力,猜对了。”

  从前些年开始,父亲腿脚不便开始坐轮椅。一次我们去郊区的果园采摘柚子、橘子,照顾他的朱哥推着他在坑坑洼洼、石砾飞扬的小道上“勇往直前”。看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皱着眉、咧着嘴,我们能感觉得出来他很不舒服,一再让朱哥慢点、慢点,但父亲却一声不吭。等到了目的地后,我们问他:“这么颠簸,全身都散架了吧?”父亲说:“散架了,不过现在又组装回来了。”他的幽默调侃逗乐了我们在场所有的人。

    严厉有加、慈爱无比的父亲

  我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小也是唯一的女孩,但当兵出身的父母并没有因此对我有任何的娇惯和溺爱。我们从小家教很严,许多方面甚至都是一种“军事化”的管理。例如午饭以后,父亲会命令分别躺在三个小床上的我们三兄妹:“把头朝向墙壁,不准说话,赶紧睡觉。”

  在父母同事和邻居的眼中,我从小就是个“乖乖女”,学习好,也懂事。妈妈曾经说,我从幼儿园回来,看到妈妈蹲在地上择菜,就会拿一把小板凳让妈妈坐下。但即使这样,如果做了让父母觉得不对的事情,挨打也是少不了的,虽然比两个调皮的哥哥挨打少得多。

  记得“文革”开始那一年,我和小伙伴在马路旁采了点蓖麻籽,准备拿去卖点钱。父亲看到了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你怎么能随便采摘”,然后不由分说一顿打。我边哭边反驳:“那是路边野生的东西,谁都在摘。”父亲不认我的理,继续打。那会我刚学了一句“文革”语言:“要文斗不要武斗”,当我对着父亲大声喊出这句话以后,父亲愣了一下,随即停止了对我的“武斗”。多年以后,我们父女谈起这段往事,我开玩笑地“谴责”父亲的“暴行”和“军阀主义”,老爷子说:“‘文革’那会整天挨批斗,自己心情不好。你一个10岁的孩子辩解说的话,更让我心酸不已。”不过,父亲的确是一个“公私”非常分明的人。小时候在家里拿着父亲放在家中的单位的信纸写字作画被父亲看到后,他很严厉地告诉我:“这是公家的东西,如果你需要我给你去买。”

  我小时候兴趣广泛、爱好很多,但多没有持续力。玩了两年二胡,看到别人拉小提琴挺有“范儿”,就让父亲给我买。哥哥说我“做事三分钟的热度”,让父亲别买。父亲出差去外地,看到一把60元钱的小提琴,借钱给我买回来了。那时许多家庭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也就是三四十元。

  上中学的时候,我的各科成绩都很好,语文尤其突出,作文经常被当作班上的范文。我将之归结为父亲这位“导师”的辅导。他告诉我写文章要有好的角度,逻辑要清晰,要善用成语,学会打腹稿。我记得有一次写一篇作文的时候(具体内容记不清了),父亲告诉我,可以用“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来形容,这样可以更生动、形象。

  我两个哥哥小时候都曾得过很重的病。为抢救大哥,妈妈和爸爸往返于被批斗的现场和医院轮流照看儿子,七天七夜没有合眼,终于将几次被下达“病危通知”的大哥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二哥患骨髓炎,人说得此病“十人九瘫”。父亲说:“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儿子的病治好。”经多方打听,最后在汨罗找到一个专治此病的专家,妈妈请假陪着二哥治病,而在平江“五七”干校的父亲只要有点时间就赶往汨罗看望。有一次快到下班时间了,造反派在找父亲“借”了20元钱以后,“恩准”父亲去看望儿子,但那会已经没有车了。父亲连夜走了60多里路,清晨赶到医院。看着眉毛和胡子都沾满了晨霜的父亲,妈妈惊呆了。后来听人说,父亲通过的那片山林时常有野兽出没。因为我们不属于当地居民,没有煤、电等指标,为了解决冬季取暖和煎药的问题,每当进站的火车卸煤渣时,穿着军呢大衣的父亲(父亲刚从部队转业不久,冬天只有这一件大衣)跟着当地的一帮小孩赶紧上前,翻捡没有烧透的煤渣拿回来烧火。经过神奇大夫“土方子”的治疗和爸爸妈妈的精心护理,二哥的腿病痊愈,“文革”后考上了大学,娶上了美丽能干的嫂子。时隔四十多年了,每当我想起妈妈当年说过的这些场景,看看这会躺在病床上连翻身都不能的父亲,就愈发感到父母之爱的无私和伟大。

    意志坚韧、柔情似水的父亲

  父亲是一个意志力极其坚强的人。抗日战争中头部负伤后,由此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如果睡觉了,我们走路就要蹑手蹑脚的,因为一点响动就会吵醒他,由此可能一晚上都不能成寐。长期以来,好的情况下,他每天能睡三四个小时,不好的情况就是彻夜不眠。但第二天起来,即使眼睛里充满血丝,他也是该工作就工作,该干家务就干家务,根本不像一个重度失眠的人。妈妈那会老调侃父亲是“陀螺屁股”,一刻也闲不住。

  前年4月下旬,父亲突发中风住进重症室抢救,我们赶回岳阳后,医生告知,老人可能就这样从浅度昏迷进入中度昏迷,最后进入重度昏迷而死亡。然而,20多天以后,父亲硬挺了过来。从重症室回到病房以后,他背部的几个压疮都有碗口那么大,医生说,对于四五十岁的病人来说,如此大的压疮都不大可能好,何况一个年近90岁的老人。没想到,经过四五个月的治疗,父亲的压疮竟全部愈合。照顾父亲的付姐说,每次换药我们看着都心痛,但老爷子一声不吭。我问他,你痛吗?痛就喊出来吧。父亲那时还能说话,他说:“当然痛了,但喊又有什么用。”大哥说,每次换药的时候他都不敢看。我也亲眼见过几次治疗褥疮的过程:护士用医药钳夹着蘸了双氧水的药棉在伤口里来回清洗,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哼都不哼一声,那些伤口就像不是长在他身上一样。

  然而,父亲又是一个柔情似水的人。按照时下的流行术语,父亲应属于典型的“暖男”。小时候常听妈妈说:“你爸爸出差在外一天都不愿多待,开完会就往家跑。”朱钦孔叔叔跟我说,“三反”“五反”时,父亲正和我妈妈谈对象。父亲受了诬告以后,担心妈妈受牵连,就对妈妈说“我们分手吧”。妈妈说:“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相信你会犯这个错误。但就是犯了错误,我也要跟你结婚。结婚以后,有福同享,有罪同受。”“文革”时,爸爸挨批、妈妈受压并由此患上严重的高血压病休在家,爸爸总怕妈妈太孤单寂寞,下班就回家,或帮着做饭,或陪妈妈散步、玩牌,为妈妈量血压,敦促妈妈吃药。也许是战争年代培养出来的生存能力,父亲的手很巧,从织毛衣到编草鞋,从做拖把到做削水果皮的小刮刀,没有他搞不定的生活难题。在母亲50岁那一年,父亲因为身体状况,也因为想陪伴和照顾患病多年的妈妈,57岁的他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提前离休。终于被批准离休一个月之后,母亲突发脑溢血病逝。30多年过去了,我脑海中父亲当时在他日记本上留下的“我真恨不得跟汝兰(我妈妈名叫章汝兰)一同走了算了”的啼血哀鸣和一夜之间双鬓全白、悲痛欲绝的情形,仍是那样地清晰。

  妈妈走了几年之后,他与宋姨结为伴侣,在随后20多年的时间里,比宋姨年长十岁的父亲继续扮演着“暖男”的角色。79岁的时候,他来北京小住,我们陪他去爬香山,父亲拒绝了我们让他坐缆车的好意,一路爬上山顶,然后走下山。我们在对父亲无比敬佩的同时,也为他年近八旬身体还这样硬朗而感到高兴。然而一年以后,宋姨糖尿病发展至晚期,父亲每隔一两天就要送她去医院做透析,还要做饭、洗衣……全身心地照顾。我们对他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这样下去不行的,找个人来照顾吧。”父亲说:“我的身体还好,何况她是我的老伴儿,我有责任照顾她。”最后宋姨走了,80多岁高龄的父亲身体也被彻底摧垮,原先体重130多斤,瘦得只剩下不到100斤,走起路来东倒西歪,苍老无比,看着让人心痛心酸,但父亲却无怨无悔。

  父亲从戎马生涯到如今躺在病床上与病魔顽强抗争,走过了近90年的艰辛历程,他永远是一名战士,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充满血性、英勇不屈。父亲那大写的一生真是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去写——无奈我的公务太忙,无奈父亲之前跟我们说得太少。但父亲真的需要被书写吗?也许根本不需要!他的亲人、他的战友、他的同事、见过父亲的我的一些朋友,包括护理他多年的保姆,说起父亲,都是由衷地尊敬!父亲本身就是一部书!

  一本厚书 亲友眼中的父亲

  大哥孙滇曾写过一篇《父亲的草鞋》。他深情地回忆了小时候父亲如何“逼”着我们兄妹三人穿草鞋的往事,讲述了他从“好奇”到“难堪”再到“理解”的转变过程。他感慨地说:“长大后我才明白,其实穿草鞋对我家来说并非贫穷买不起的选择,它传承着一种宝贵的精神和文化。我的父亲几十年如一日,视草鞋为其生命的一部分。他穿着草鞋走上抗日的征程,穿着草鞋跟随刘邓大军南征北战,穿着草鞋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直到21世纪,他还时不时地穿穿草鞋。从父亲对草鞋那份特殊的情怀,给我们传递了一种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发扬和传承的宝贵精神。”

  二哥在给父亲生日的撰文中这样写道:

  记得“文革”后期,我高中毕业后因病留城,按当时的政策国家不予安排工作,是您把我送到一家工厂当免费学徒,跟着师傅们学车、钳、刨、铣、磨及强电、弱电技能却没有任何报酬,一干就是两年多。您说:“跟师傅们好好学习生产技能,争取有一技之长,艺多不压身。同时不要把已经学到的文化知识丢了,不要放弃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些知识和技能最终会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要热爱你所从事的工作,哪怕是一个很平凡的工作,只要你用心地、认真地坚持做下去就能做到最好,就能出成绩。”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到现在我还记得您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对我说的话:“如果不是好政策咱是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了,现在你考上大学就一定要心无旁骛地好好学习,学业有成后要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国家效力。”从此往后,我不论是干什么工作,您的教诲和标杆作用始终引领着我,为国效力,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认认真真干好每一项工作成为了我工作的唯一标准。

  在嫂子贺小红的眼中:“公公是一位严父,言语不多、以身作则,对儿女们要求非常严格。当我进入孙家的时候,感受最深的却是他对儿孙们的慈祥可亲。妈妈走得早,但他从没让我们缺失家的温暖,以他特有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关爱家里的每一个人。以前,每到过春节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们,天气寒冷,路途遥远,别回岳阳了,就在重庆陪着亲家过节吧。当我们回岳阳过节时,他又总是忙里忙外,把他的开心和关心融进每句话和每个饺子里。他有一个小本子,记着家里人的电话号码和生日,每当我们生日的时候总是第一时间接到他的生日祝福。”

  我丈夫王健平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说:

  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为不少名人采写过传记文章,可从老爷子那却得不到回忆其峥嵘岁月的完整故事和文字材料,有的也只是只言片语。也许是他不愿回忆当年的残酷战争场面;也许如他所言,“为了共和国的今天,身边的战友倒下无数,想想他们,我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从我与他30多年的交往中,我知道,老爷子是一个有故事的、有血有肉的、立体丰满的人。他是一个于我来说“细微处见精神”的老“泰山”,一个于儿女来说“平凡中见伟大”的父亲,一个“作战英勇、不怕死”的战士,一个从不居功自傲的老革命。 

  我侄女孙琳写道:

  从小到大,在我的心目中,爷爷就是一个“老头”,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老头”:少年“老头”:打鬼子,闹革命,英勇无敌;壮年“老头”:敢担当,有气量,心胸坦荡;老年“老头”:爱儿女 ,疼老伴,慈祥可亲;暮年“老头”:战病魔 ,树榜样,坚毅顽强。

  侄子孙培竣说:“爷爷是一位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老革命,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党员领导干部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身正气、清正廉洁、刚毅正直、光明磊落、乐教善学。于是爷爷也就成了我学习的标杆,行动的准则。爷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导我要做正直、善良、坚毅、顽强、豁达的人。”

  我曾把我们精心制作的父亲的生日画册送给过一些亲朋好友,收到过许多感人肺腑的留言。其中摘抄两位好友的读后感:

    读孙老画册有感

  解甲归田劳苦人

  草鞋教子惜福金

  赴汤生死功成过

  舍命家国诚意真

  磨鬓相扶渡病患

  携孙常念尚公心

  九旬荣奖祭英烈

  有女孝淑抵万金。

  2016.3.4,志攀学作

  (作者吴志攀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院教授)

  徐枢学长写道:

  如烟往事暖情牵

  逝水流年韵素笺

  战士忠诚怀华夏

  人生大写著诗篇

  老兵转战轻生死

  玉女勤耕励志先

  四世同堂延福寿

  安康墨许共长天

  (徐枢系北大65级校友,现任北大广东校友会会长)

  父亲曾经的部下和战友朱钦孔叔叔这样记述和评价父亲:“启蒙恩师孙子明是我在11旅31团2连任宣传员时的政治指导员,先后调政治处,他任宣教股长,我任干部理论教员,又是我的直接领导,不断受其教诲,树立为人民服务、将革命逬行到底的思想。”

  今年春节过后,父亲战友张舞原(总政离休干部、“9·3”阅兵受阅老战士之一,军队著名书法家和画家)寻找了父亲多年以后,终于通过其他战友找到了父亲的下落。春节过后,我和丈夫去北京朝阳区总政干休所看望他。张叔叔对我说:“找到了你父亲,这是我今年最高兴的事情。你父亲性格耿直,从来不会阿谀奉承,一身正气。”

  我父亲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内容我曾经读,正在读,不见得都能读明白,但只要有所受益就没有白读。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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